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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经济变局与中国发展空间
编者按
经济全球化在经历长期扩张之后进入新的调整阶段，国际经济关系呈现出更加复杂的发展态势。与此同时，国际经济力量对比也在持续变化。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实力不断提升，全球经济多极化趋势日益明显，传统国际经济治理体系面临新的挑战。为此，中国经济时报约请深耕该领域的知名学者探讨国际贸易规则、全球产业链、国际金融体系以及全球经济治理机制等如何进行调整与重构，关键是在实践中如何准确把握我国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角色与战略。期望这组文章对于推动高水平对外开放、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理论和现实意义。
目前，经济全球化遭遇逆流，俄乌冲突、中东局势持续演化，地缘政治冲突的持续发酵正在撕裂原有的经济联系，世界面临保护主义和单边主义抬头等多重压力，随着地缘政治紧张和大国对抗的加剧，传统以联合国、世界贸易组织等为核心的多边机制受到巨大冲击。与此同时，本土化、区域化经济合作密集推进，区域经济合作机制的逻辑也发生了重要变化，全球呈现出“大国博弈主导、区域集团重组、安全逻辑上升”的区域经济合作态势，这种区域主义正在深刻重塑着全球经济治理的底层逻辑，并对未来经济秩序产生重要影响。
区域经济合作的历史溯源与发展演化
区域经济合作是特定地理区域内的国家通过制度化的合作机制，在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实现深度互动，以巩固共同利益、增强集体行动能力和应对外部挑战。全球区域经济合作的发展经历了从萌芽到兴盛、内涵不断深化、形式日益多元的演进过程，它反映了世界经济格局的变化、各国发展战略的调整以及全球化与逆全球化力量的博弈，并深刻地塑造着世界经济政治格局。
在经济全球化体系尚未成型的时代，区域经济合作首先以零散的双边和多边协定的方式萌发。二战后，区域经济合作迎来了真正的爆发期，并出现了三次区域经济合作的浪潮。第一次是二十世纪五十至六十年代，以欧洲煤钢共同体的成立为标志，开启了欧洲一体化进程。与此同时，发展中国家也纷纷开始组建自己的区域性合作联盟，如中美洲共同市场和东南亚国家联盟在这一时期正式成立。这一时期的区域合作主要以消除关税壁垒、促进自由贸易为主要目标，形式相对简单。到了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欧洲统一市场形成，北美自由贸易区和亚太经合组织诞生，由此出现了第二次区域经济合作的浪潮，合作范围从西欧地区扩展到北美和亚太，亚太经合组织和东盟自由贸易区等相继成立，区域经济合作真正成为全球性现象。二十一世纪以来，全球价值链分工的深化和新兴经济体的崛起带来了第三次区域经济合作的高潮，跨区域合作也逐渐开始兴起，自由贸易协定的规模扩大，同时规则标准向数字贸易、劳工权利、国有企业、环境标准等“21世纪议题”拓展。但是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区域经济合作呈现出以下新的特征：一是区域合作逐渐被视为地缘经济博弈的工具由大国竞争驱动；二是区域合作开始更多纳入供应链安全、知识产权保护、数字经济治理等价值观与安全性的考量；三是区域合作出现阵营化趋势，“友岸外包”和排他性的小多边合作兴起，全球区域合作更加碎片化。
整体来看，区域经济合作的历史反映了各国为应对经济全球化提升竞争力、促进共同发展而不断寻求合作与整合的过程，从早期的贸易联盟到现代的多边自由贸易协定，全球区域经济合作正在从相对简单的、以经济效率为导向的模式，演变成复杂的、深受地缘政治影响，并在多个层面同时展开的竞争与合作并存的复杂格局，区域合作机制正在成为推动全球治理和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
全球区域经济合作机制的格局与特征
当前，全球区域经济合作已从单纯的贸易自由化，转向涵盖产业链、技术标准、气候变化和地缘安全的综合博弈，传统的欧盟、北美、东亚三大核心板块正在发生深刻的内外分化和集团化重构，区域经济合作格局呈现出“大国博弈主导、区域集团重组、安全逻辑上升”的复杂态势。
第一，欧盟内部凝聚力下降，增长动能持续弱化，结构性问题日益突出。一是特朗普公开表示不再对欧洲提供免费军事保障，欧盟国家不得不提高国防预算，挤压其他公共支出；二是俄乌冲突爆发使得俄欧能源合作破裂，能源成本上升；三是中国产业结构快速升级，与欧洲在中高端制造业领域的竞争性增强，多重冲击使得过去欧盟以美国提供安全保障、俄罗斯供应廉价能源、中美市场带来利润的模式难以为继。多重冲击下，欧盟的区域经济合作模式正从过去以“扩大市场、输出规则”为核心的扩张性整合转向以“保障安全、构筑壁垒、实现战略自主”为核心的防御性布局，合作重点在于推行碳边境调节机制等绿色壁垒、争夺数字规则制定的主导权、推进关键产业链“去风险化”，并通过与南方共同市场等建立跨区域联系扩大其合作范围，试图在中美中间建立独立的产业与标准体系。
第二，北美区域经济合作以美国主导的《美墨加协定》为核心框架，相较于此前的《北美自由贸易协定》，这一框架已超越传统贸易范畴，转向以产业回流和劳工标准为核心的制度性重塑，强制提高了汽车等关键产业的北美区域增加值含量，并通过推行“近岸外包”策略，将墨西哥作为连接供应链的核心节点，试图将北美打造为一个排除竞争对手的封闭区域集团。然而，这种格局内部存在深层次的结构性矛盾，一是该框架本质上是特朗普政府“美国优先”政策的产物，这与区域整合的目标存在根本性冲突；二是该框架引入了独立的劳工标准，特别是针对墨西哥的“快速反应机制”，这种带有监督性质的条款可能会侵蚀国家主权；三是其中地缘政治色彩浓厚的“非市场国家条款”限制了成员国与中国贸易关系的深化，损害了墨加两国自身的经济利益。
第三，亚太地区作为全球经济增长最活跃的板块，区域经济合作呈现多层次、多机制与竞争性整合的复杂特征，目前亚太地区主要存在三大经济合作机制框架，包括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以及美国主导的印太经济框架（IPEF），不同机制在深度、广度和排他性上各有侧重。其中，RCEP由东盟发起，中国在其中发挥着关键作用，作为全球体量最大的贸易协定，该框架强调包容发展，核心是关税减让和贸易便利化，虽然其标准深度不及CPTPP，但其首次在中日、日韩之间建立起双边自贸联系，是在“东盟+1”自贸协定基础上的全面升级与整合。CPTPP在美国退出后由日本主导，代表了当前国际经贸规则的最高标准，广泛涵盖了国有企业、劳工环境、知识产权和数字经济等在内的“边境后”议题，中国已正式申请加入该框架，尽管其成员国对中国申请的态度尚存分歧，这一过程将成为倒逼中国进行国内改革的重要外部驱动力。IPEF则作为非传统贸易协定，本质上是美国重返亚太的地缘竞争工具，然而，IPEF缺乏实质性内容与互利共赢的基础，难以吸引区域内国家全面参与。此外，亚太地区还存在一些侧重政策协调和软性约束的平台组织和次区域合作机制，如亚太经合组织、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等。
整体来看，当前区域经济合作的底层逻辑已发生三大变化。一是区域经济合作从“效率优先”转向“安全优先”主导，全球价值链的分工逻辑正在逐渐被“友岸外包”取代，各国在区域合作中更加注重产业链安全，经济合作成为国家安全战略的延伸。二是新一代区域贸易协定的重点从关税减让转向规则制定，尤其是各大区域合作板块都在争夺数字贸易规则、劳工和环境标准、国有企业等“21世纪议题”的主导权。三是由于WTO等多边机制瘫痪，各国纷纷通过更加灵活和排他性的“小多边”机制来解决问题，导致区域合作机制呈现碎片化趋势。
区域经济合作对全球经济治理的重构逻辑
二战后，全球经济治理长期以世界贸易组织、联合国等为核心的多边机制主导，然而，从2019年起，随着世贸组织上诉机构的停摆，WTO的争端解决机制功能失灵，在多边机制陷入困境、地缘竞争加剧的背景下，区域经济合作正在深刻重塑全球经济治理的底层逻辑，并对未来全球经济秩序产生多重影响。
第一，全球经济治理的主体从发达国家主导的多边向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共治的小多边和区域集团转变，区域集团不再是多边体系的补充，而成为了事实上的规则制定者。传统的WTO多边框架由于成员众多，利益难以调和，多边主义强调的“协商一致”导致决策效率低下，从而使得多边机制逐渐被边缘化。区域经济合作由于成员有限、利益相近，能够快速达成协议，再依靠区域市场影响力将“小多边”规则慢慢向外扩大和渗透，因此，区域经济合作正在成为全球经济规则的“试验田”。同时，全球经济治理权力逐渐分散化，过去全球治理的权力集中于少数国家和总部设在欧美的国际组织，而区域合作机制赋予了新兴经济体更大的议价权，新兴经济体开始主动构建新的治理平台和机制，形成了多中心并存的治理格局。
第二，随着新兴经济体崛起、地缘竞争以及气候变化、数字安全等全球性问题日益复杂化，过去追求单一标准的全球治理规则受到挑战，全球经济治理将进入制度体系的竞争阶段。尤其是围绕数字贸易、数据隐私、碳关税和知识产权等领域的标准之争，欧盟、美国、中国分别通过区域协定输出不同标准，不同区域集团正在形成相互竞争的制度体系，其中美国在“新华盛顿共识”下，将产业政策、供应链韧性、小院高墙等纳入治理框架，重塑经济安全规则；欧盟则持续利用“布鲁塞尔效应”，通过其市场规模的影响力将数据保护等规则向外渗透；而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则强调治理模式的多样性和自主选择性。在这种分化的规则体系下，国家主要基于自身发展需求在多种区域贸易协定之间进行制度选择，使得全球治理从单向的制度输出变为规则的互动博弈。
第三，公共产品的供给将从全球统筹转向由区域内分担，这种分担不再是单纯的全球资源优化配置，而是更多地融入了地缘政治安全与供应链韧性的考量，关键矿产供应链安全、半导体技术联盟、基础设施互联互通都将通过区域框架来实现。在传统的全球治理模式下，全球统筹的公共产品通常具有普惠性，而区域集团内部的协调机制，有时被用于对集团外国家实施制裁或出口管制，如一些区域集团在提供绿色技术或数字标准时，可能会设置排他性壁垒，使得全球经济治理的公共品属性减弱，“俱乐部产品”属性增强。同时，区域分担的公共产品往往由区域内的大国主导，通过为中小成员国提供公共产品，以换取地缘政治影响力，从而使得区域公共产品带有强烈的战略竞争色彩。
在这一重构逻辑下，未来全球经济秩序可能不再是单一的全球市场，而是由几个相互关联但存在壁垒的经济板块构成，板块内部经济和产业链深度融合，板块之间有限连接，不同区域将面临更高的关税、更严格的技术转让机制和不同的技术标准转换，发展中国家经济政策的自主性将受到区域集团归属的深刻影响，这种有限全球化正在成为全球化的新常态。
区域主义下全球经济治理新模式面临的挑战及对策
当前，中东地区冲突仍在持续，地缘政治博弈加剧，面对日益增多的全球性冲击，深入推进区域经济合作已成为对冲不确定性的重要战略选择。尽管区域经济合作为推进全球经济治理提供了新的思路，但这种新模式尚未成熟，目前主要面临三重挑战。一是碎片化的区域经济合作可能导致市场分割，扭曲全球资源配置的效率，同时重叠的区域自贸协定带来的“意大利面碗效应”将会加大全球经济治理的制度性成本。二是一些区域合作具有明显的俱乐部化的排他性倾向，试图将特定国家排除在产业链之外，这种排他性可能导致全球经济治理从正和博弈走向零和博弈的风险。三是大国协调机制的缺失可能带来制度竞争的失序，形成完全割裂的平行体系，损害全球公共产品的供给效率。在大国主导的区域经济合作中，全球经济治理的成功依赖于中、美、欧等主要经济体在宏观政策上的协调，在当前的区域主义模式中，缺乏不同规则体系之间的对话与协商机制。
区域经济合作作为应对多边机制失灵的一种过渡性策略，是全球化进入深度调整期的必然形态。它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区域化，而是在缺乏全球共识的背景下，通过区域化方式维持经济合作深度、确保经济安全韧性的次优选择。短期内，区域合作导致了全球治理碎片化和阵营化，增加了跨国协调的成本和不确定性，但从长期来看，区域经济合作也为未来的全球经济秩序提供了制度试验田，未来全球经济治理的挑战和关键在于，如何通过竞争性合作和制度协调机制，将这些碎片化的制度整合起来，在不同区域合作体系中实现更有效的协同，形成一种更具弹性、更加多元的全球治理新架构。
因此，通过区域主义推进全球经济治理，重点要做好三方面工作。一是要重塑治理理念，承认不同发展模式的差异性，在尊重各国主权和发展道路的基础上寻求最大公约数，通过主要经济体的对话确立“去风险”但不“脱钩”的共识，倡导包容性多边主义，承认区域合作和多边机制长期共存。二是要重新激活多边机制，积极推动世贸组织等国际机构的现代化改革，恢复争端解决机制，推进诸边谈判，制定适应数字贸易、供应链安全等新议题的规则。要充分发挥区域合作联盟的作用作为全球经济治理“试验田”，继续深化区域经济合作，推进区域协定的开放性与兼容性，以渐进式方式积累规则共识，强化区域经济联盟的危机应对功能。三是全球经济治理的最终成效，取决于主要大国能否避免“修昔底德陷阱”，因此要构建大国经济共治的底线机制，最终形成一个以多边机制为底座、以区域合作为纽带的韧性治理体系。
（史本叶：吉林大学美国研究所所长、吉林大学经济学院教授；王晓娟：吉林大学经济学院讲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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